【学术争鸣】
从秦到汉，是冶铁炼钢技术（治石工具）的高速发展阶段，也是刻字技术迅速改进的阶段。各种不同的刻字技术有其明显的、可以用于断代的特征。这一刻字技术的比较方法，或对判断“昆仑石刻”的真伪提供一种思路。
“昆仑石刻”的刻字法
不难看出，“昆仑石刻”点画有三大特点，一是点画粗细均匀且入石较浅；二是线条的两侧即使在扭曲处也基本平行，如“仑”字的几个横；三是线条两边都有明显的崩裂。
这样的效果，最可能是以平口刀直接入石而刻出，一次刻成一个点画，这样线条自然、粗细均匀，刀痕宽度取决于刀的宽度而两侧自然平行，并在刀口两侧都有不规则的崩裂。又因刀口与石头接触面大，镌刻阻力大而不会入石太深。
这种平口单刀法，或是刀口平入，形成类似于U形的字口，刀痕平行，点画底部为刀口，较为光滑（有时会有进刀留下的横纹），但线条两边都有崩裂。当然，由于石头的崩裂和工具使用过程中不同刀的入石角度，以及可能的后期刮削等让字口更加光滑的技术的运用，最后的效果远比这两种典型形态要丰富得多。
见到“昆仑石刻”的图片，我第一反应是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平口刀需要高硬度金属制作，而炼钢技术要到东汉初期才普及。但重新查考汉代最早且保存较好的龟山楚王墓塞石（公元前173年），也发现了清晰的平口刀平入的痕迹。
“昆仑石刻”（左）、秦《阎良刻石》（中）和汉龟山楚王墓塞石（右）刻痕比较
秦代已经有可用于刻石的发达的青铜技术和初级的冶铁技术，可以参考如下两件可靠的秦代石刻，一是《泰山刻石》，二是《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显然为单刀凿刻，线条有不规则，但自然扭动并呈粗细变化，如三个“臣”字都是如此。《琅琊刻石》线条较为粗壮，其粗细变化极不规则，有几处不合理不合群，如“昧”字，但总体制作方法似与“昆仑石刻”的平口平入刀法相近。《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经历坎坷，或非原貌，不太适于用作比较，但至少证明了秦人刻字技术发达。
《阎良刻石》（左）与“昆仑石刻”的比较
此后，友人送来在陕西考古博物馆拍摄的秦始皇地宫遗石（以下称《阎良刻石》）铭文石面大图。此石近长方体，石灰岩青石质，通体有凿痕，长2.11米、宽0.69米、厚0.6～0.62米。底部及两侧阴刻63个小篆文字。《阎良刻石》的特点是刀痕宽度均匀，两侧有崩裂，刻画底部有明显横纹，为每次进刀所留痕迹。这就确认了其刻制方法就是用平口刀入石。将“昆仑石刻”与《阎良刻石》照片比较，两者刻制方法的一致性是非常清晰的，包括一些因石面不平而做的应急处理，效果也非常接近。值得注意的是，从照片来看，一些竖向的长笔画，《阎良刻石》与“昆仑石刻”的视觉效果几乎完全一致。如《阎良刻石》的“施”和“昆仑石刻”的“大”。
综上所述，确认“昆仑石刻”为平口刀直接凿刻而成。
秦汉以来刻字技术和书刻理念的发展演变
那么这一刻字法是否可以作为“昆仑石刻”断代的证据呢？有学者认为，平口刀平入法因为简单，古人能为，今人也能为，所以不能作为断代依据。这一观点，忽略了秦汉到唐宋刻石刻字技术进步背后反映的书刻理念的演变，也忽略了唐宋以来对刻石刻字技术发展认知缺乏的现实。
“昆仑石刻”，西汉初期的龟山楚王墓塞石铭文，《李君碑》及碑阴，《裴君碑》及碑阴等，都采用了平口刀平入法。这一刻字方法，是简单而粗暴的。刻痕边沿的崩裂，导致对刻字石面的视觉效果不能保证。对于纯粹用于记事的石刻来说，粗糙的石面效果并无其他影响。然而对于秦始皇的《泰山石刻》和《李君碑》《裴君碑》等纪念碑一类石刻，在文字功用之外，还要求超出文字意义的景观功效。成都《李君碑》刻痕中尚有残留朱砂，或许正是汉人在石面比较粗糙的情况下，为了增强文字的景观功效，而在刻痕上填朱砂造成的。
为了控制石面的崩裂，汉人也尝试了入刀较浅的平口刀平入的刻法，如最近出土的《嵩岳残碑》，刀入石很浅，刀法运用熟练。因入石浅，刻线边沿崩裂较小。与成都的汉碑相比，刀法更为丰富准确，但也因为入石浅，点画起止方整，视觉效果提高程度有限，且易被磨灭。
东汉《袁安碑》（左）、唐李阳冰《三坟记》（中）、宋人重刻秦《峄山碑》（右）所显示的双刀刻字法。
平口平入刀法，即使能够完美控制石面效果，也不适合表达隶书具有大幅度提按的点画。事实上从西汉开始，汉人还尝试了简单锤凿、双钩锤凿等以表现隶书波画的提按，如《五凤刻石》《三老讳字忌日碑》和《张禹碑》等。公元150年前后，与汉画像石同步或稍后，汉人发展出更为复杂的平底法和双刀法，代替了单刀刻字法。平底法是先用单刀切出点画的外廓，再挖去轮廓内（阴刻）或外（阳刻）的石头，如《乙瑛碑》（公元153年）。双刀法则是用刀从点画的两侧斜角入石刻成。这两种方法，尤其是双刀法，因为是锋利的刀口斜角切入石面，入石既深，其崩裂程度可控，石面视觉效果生动。从石面保存良好的汉《肥致碑》《池阳令张君碑》等隶书碑来看，其字口清晰，石面具有三维视觉效果，景观效果极佳。东汉《袁安碑》和大量的汉碑篆额，也都采用了双刀刻法。
平口刀平入法，易造成线条边沿的崩裂，不能把控刻制效果，在更为繁复的平底法和双刀法诞生发展之后，至少在成熟的汉代碑刻中，平口刀平入的方法基本不再使用。
汉魏晋碑刻中刻字刀法示意。
古代对于上述刻字技术发展史的记载，基本空白。造成学者们对刻石技术发展史漠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拓技术的发达。秦到东汉初期石刻的拓片，由于刻线本身的崩裂，线条较为模糊，且与原碑的视觉效果大相径庭。东汉中晚期以后，因为平底法和双刀法的运用，原石与拓片的视觉效果基本一致。唐宋以下，书法家通过写碑表达自己的艺术，并通过捶拓流布四方，成为常态。因对刻工的技术和工具要求苛刻，以致刻工之名有时与书家之名并提。刻字与景观效果、书法流传媒介已经融为一体，成为刻石刻字的新理念。唐碑刻字技术之高明，造成金石学对拓本的依赖，对原石的刻字技术和石面效果反而不再关注，使金石学家也忽略了对刻字技术的细致观察和深入研究。其结果就是历来的金石学者对秦汉刻字技术的了解近乎空白。
后人能否模仿秦人刻石技术
在梳理了秦汉以来刻字技术的发展和书刻理念的演变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探讨后人是否可以用平口刀平入这一简单的刻石技术，来造出“昆仑石刻”。从技术上说，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从书刻理念发展上说，这种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其一，后代看到秦代石刻原始面目的机会几乎为零。秦代的《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峄山刻石》或是损毁严重，或是后世重刻。唐宋以后，人们就更不知秦人使用的就是《阎良刻石》中的原始刻字方法。
其二，东汉以后，书刻理念与更为高级的刻字技术同步发展。后代的作伪者只能依赖他们所掌握的更为先进的刻石技术和自己的理解来制造“昆仑石刻”，即只能采用广为接受的双刀法或平底法来制作。如宋人重刻的《峄山刻石》，就是采用双刀法来推想秦人刻石的原貌。唐宋元明清会不会有平口刀平入的凿刻文字？至少，在已经公布的墓志和摩崖图片中，笔者尚未观察到具有类似效果的石刻。
此外，还要考虑实际刻字情景的影响。“昆仑石刻”是五大夫翳在并不完整的石面上，为了纪事而命石工所为，其中也有很多的无奈（石面平整度和石质不稳定）和随机效果（石块的崩裂和刀的倾斜角度）。翳当然不会预知到后人会把它当成书法来研究，更不会预知有人会用三千年来文字遗迹中的“法”（章法、笔法、刻字法等）来评判这块石刻的真伪，又岂能从书法、刻字法上一一满足？这些不能满足后人苛求的、随机的效果，或许正是秦人刻石刻字的真实面目。
笔者认为，证明“昆仑石刻”真伪唯一的不可撼动的证据，是石刻本身和它所具有的刻字方法，是后人不可复制的秦人书刻基因。“昆仑石刻”的刻字技法虽然简单原始，却是仍在发展过程中的秦人书刻理念的产物，并非掌握了更高级的技术（双刀法）和具有不同刻石理念（追求石面和拓本视觉效果）的后人所能轻易模仿的。“昆仑石刻”刻字所使用的就是秦代的工具和方法。
（作者：李跃林，系物理学博士、北美四海书院院长）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王笑妃、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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